示信 ，大概是
印章从古至今最本质的功能和作用。而在先秦，“印”或“章”之字很少用，一般称“玺”。明代徐官在《古今印史》后的《附录诸家之说》录:吾子行曰“三代时无印，《周礼》虽有玺节及职金掌其美恶，揭而玺之之说。注曰:玺，其实手执之印也，正面刻字，如秦氏玺，而不可印，印则字皆反矣。古人以之表信，不问字反，淳朴如此。”刊毅初的“玺”是正面刻字，印出则是反字。但秦汉以来，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，玉玺就成了帝王的专用，“国玺”被视为国家权利的象征。一种尊卑制度也随之而来。何震在《学古续编》十举中举到:“《汉旧仪》:诸侯王，黄金玺，文日:某王之玺;列侯，黄金印，龟钮，文曰:某侯之章;承相、太尉与三公，前、后、左、右将军，黄金印，龟钮，文曰章......’，在这里，印章除了示信功能之外，还被赋予了仪礼文化的内容，而增加了社会等级的制度。特别是在官制系统中，印材的质量，印钮的样式，印文的名称等森然有序。于是，印章开始制度化和规范化。
在示信于他人时，无形中隐藏的是示信人本身，所以，古代
印章中多见示信者官职和个人姓名。有些印章渐渐也用于表征印主人的人格、信念、价值取向、趣味等，于是印章的内容和功能在不断的扩展，出现了“别号印”。别号之兴，肇于唐人，而以之人印的则始于“宋”，何震《续学古编》中二十四举曰:“道号始唐人，以之作印始宋人。”如欧阳修的“六一居士”，苏轼的“东坡居士”等。而这种印章示于他人时，已经明显不同于官印，而更多的是文人的趣味和自我的欣赏。
印章于是也渐渐被用于诗书画的交流中去。潘天寿《潘天寿谈艺录》中指出:“吾国绘画，自北宋以来，题款之风渐起，元明以后尤甚......治印一科，亦随之蓬勃发展。因此印学，亦与诗文、书法密切结合于画面上不可分割矣。”由此可见，宋人始，文人在画面上出现了题款，以诗文补画之未尽之意，印亦如此参与了书画创作，并成为了书画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很自然地也成了一种艺术。但它被铃用于诗、书、画上，又不同程度地要表示它的示信功能。
诗 、书 、画 、印的结合，也间接地促进了
印章艺术的发展，这也是印章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。印章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印论的发展。集古印谱是文人研究印章的一个标志。除此之外，在印章研究中，文人们也极为重视“古法”和古人的“制度”。随着印章的广泛和自由使用，新的形式也不断出现，文人们除了借研究“古法”，集古印谱来抒发怀古幽情之外，也在提醒着时人一些应该遵循的制度。
本文以用印制度和名号制度为例，既以说明明代文人对
印章的制度的重视，也为当代印学提供古人治印用印规则。 徐官在《 古今印史》中提到:用印制度 :凡卑幼致书于单长，当用名印，平交用字印，草长于卑幼，或用道号可也。反是，则香失之美。凡写诗文，名印当在上，字印当在下，道号又次之。盖先有名而后有字，有号，故也。
由此可见 ，古人用印是极其讲究的，譬如地位低的人致书于地位高的人，或晚辈致书于长辈，应当用名印;地位相当或同辈交流，则可以用字印(名印亦可);而地位高的对于地位低的，或长辈对于晚辈，则可以用道号印(名印、字印亦可)。反过来是违背制度的。那么，在诗文中如用印，名印应当在上，字印、道号依次次之。个中原因是先有名而后有字，有号。
这是有历史依据的，徐官在《古今印史·著述姓名》中记到: 夏、 商尚忠、尚质，称名而已。至周而人文渐开，丈夫之冠也，始加之以字，欲人顾名思义，实有深意寓焉。如孔子名丘，以母祷于尼丘山而生，故字仲尼。伯鱼名鲤，为其生时适有馈孔子鱼者，名与字皆本于此。颜子名回，按古篆“回”字，取义于水，象水屈曲旋转之形，惟渊深则若是，其他则顺流而已，故字之以子渊。曾点字子晰，点字从占、从黑，小暗也;晰字从析、从日，大明也。暗者求于明，扰去尺雾而睹青天也。曾子名参，前倚衡之参，故字子舆。冉伯牛、司马牛，皆名耕，盖牛之为用专在于拼，是之取尔。端木踢，字子贡;韩愈，字退之。一则取上予下献，君臣相交之义;一则取卑以自牧，不敢先人之意。温公，字君实;文公，字元晦。非数华就实之谓乎?司马相如，字长卿，长字当读如长上之长，以蔺相如为赵之上卿，故云长耳。蔺乃贤者，既同其名，复效其职也。牛僧孺，字思黯，以汲黯，字长孺，黯称忠直，故名取其字，字取其名也。范文正，名仲淹，字希文，以王通，字仲淹，似谧文中子，为一代之儒，故名亦取其字，字则希其谧耳。乃若苏氏二子，字说皆可取法者也。玩古人命字虽不同，而其取义各有彼当，官特举其有关于大义者，表而出之。
纵观以上内容可知，古人原先只称名，人文渐开之后才有了字，而字多顾名思义，深寓名之意，多用于表德。是有了名之后才生意。道号亦是如此，道号也是用于取义。徐官又记到:或因性急 ，而以“韦”自勉，或因性缓，而以“弦”自砺，有思亲而号“望云”，有隐江湖而号“散人”，纷然不同，然皆士流则有之。今也不然，而香吏之徒，往往而有以号者众也。恒虑其相同，崇尚新奇，有名“木”者，号曰“半林”，有性“管”名“萧”者，号曰“四竹”。
可见 ，道号也是用于表意的，而更多的用于表一种意趣或信念，相当于字来说，可以次于字。那么，在铃印的顺序上就应该有所区别，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在宋、元诸儒真迹中用印，大多是这样。可是在明代以前并非如此，徐官认为是今人不太规范的作法:试看宋 、元诸儒真迹中用印皆然，今人多不讲此。或曰:印有大小，小印用于上，大者用于下，庶几相称，此世俗之见也。只论道理当何如，印之大小何足云?
徐官所谓的今人，当然相对于宋、元而指的明代人。其实，由印的大小顺序铃印，也有一定的道理。因为到了明代，印章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有机地参与人书画艺术中去，考虑到画面的整体性，印章这样使用是可以理解的，虽然有失“古法”。
